导读
职业教育自身发展质量不高是一个深层次、系统性的社会问题
01.一方面，国家很重视，企业很需要。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职业教育、*********总书记多次到职业学校视察指导，对职业教育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党中央、国务院密集出台重磅文件，一年一个，2019年国务院出台《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2020年，国务院九部委出台《职业教育提质培优三年行动计划》、2021年中办、国办出台《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意见》。职业教育改革如火如荼，职业教育毕业生受到企业的青睐，这三年来，初次就业率高于研究生、本科生。
02.另一方面，社会对职业教育的反对、排斥此起彼伏，逢“职”必反
学生和家长也不认可职业教育，不愿意就读职业教育。
一是发展职业教育理念有偏差，没有把职业教育作为一种内容、模式和形态来看待。
长期以来，社会各界仅把职业教育理解为职业学校实施的教育，作为学校教育体系的补充、陪衬和附庸，对职业教育的模式、方法缺乏理性的分析与认识，“窄化”“矮化”职业教育。
二是没有平衡、协调、统筹好国家社会、劳动力市场和学生个体的需求关系，三者发生了冲突。
职业教育的需求是多方面的，但总的来说，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国家和社会的需求，二是劳动力市场对毕业生的需求，三是学生发展的需求。如何让职业教育既符合产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又符合经济社会对不同类型人才的需求，更符合学生多样化成才的需要，是职业教育发展的重要目标和方向性问题。
新中国成立初期职业教育实际充当着“精英教育”的角色
新中国成立初期，接受中等职业教育可以转城市户口，获得干部身份，享受干部待遇，职业教育实际上充当着“精英教育”的角色。所以在这一阶段，职业教育能同时满足国家和社会需求、劳动力市场需要和个体向上流动、获得较高社会地位的需求，职业教育获得了较好的发展。
改革开放后职业教育需求关系逐渐失衡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社会结构的变革、工业化的推进，特别是普通高等教育的大力发展，市场对学历越来越看重，职业教育的发展空间被逐步挤压，难以满足个体向上流动的需求。但是，我们的政策供给却没有与时俱进，注重国家需求、忽略了个体需求，重视经济功能、忽略了社会功能，在技术技能人才的培养与发展规划设计中，缺乏系统的制度框架，在整个教育体系中，还没有对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等值框架以及职业教育自身的独立体系进行一体化设计，导致学生选择职业教育的机会成本大幅增加，逐步沦为低层次教育，致使出现国家高度重视、经济社会发展急需，但家长和学生不愿意选的局面。
三是发展职业教育的道路不自信，没有形成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范式。
职业教育从学习模仿、到消化吸收，再到创新，探索出一条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学习前苏联发展了一批技工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有力推动了国家建设和经济复苏。
改革开放后，我国开始借鉴吸收世界各国先进的职业教育理论成果，比如学习德国“双元制”，在实践中推动形成了我国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办学模式、工学结合的育人机制。
但是，学习借鉴的同时也出现了诸多“水土不服”的情况，比如，我国学习国际经验，从2014年开始探索现代学徒制，也始终强调双元育人、岗位成才等要求，但受制于现行的法律、制度、体制，校企双主体育人的责任未能有效落实。
实际上，不同的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制度和文化不同，职业教育的发展模式也不相同。凡是成功的模式，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与本国实际紧密结合，有效促进经济社会发展。
我国已经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职业教育体系，在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的进程中，职业教育必须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坚持扎根中国大地，在实践中探索有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发展道路。
四是普职分流政策没有与时俱进，造成社会不满。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就开始实行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并行的“双轨制”，将其确定为一项基本教育政策，在初中后开始分流，一部分学生上普通高中，进入学术教育轨道；一部分学生上中等职业学校，进入职业教育轨道。
实施四十多年来，对今天职业教育体系的形成，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支持了经济快速发展期对大规模技能型人才的需求。但是，随着高等教育普及化、普通高中学位扩容、就业市场化等政策环境的改变，职普大体相当不被老百姓接受。
地方在落实中，有关配套政策和教育投入一直没有跟上，执行中又简单操作、强制分流，把普职分流变异为普职分层，激起了学生家长的不满。
与此同时，由于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没有跟上，普通高中最差的学生上大专、中职学校最好的学生也是上大专，社会各界诟病职普分流政策，限制了学生发展、阻碍了教育公平。
五是职业教育层次结构重心没有及时上移，人才培养规格没有及时调整。
随着我国社会工业化程度不断加深，产业结构出现高级化和融合趋势，特别是随着人工智能的兴起和运用，产业智能化水平不断提升，机器换人的进程不断加快，必将导致低水平重复性岗位逐步消失，而高水平复合型岗位需求不断扩大，调整职业教育层次结构和培养规格成为必然。
在学历教育结构方面
一方面，学历教育结构重心上移，扩大高等职业教育规模已成为刚需。随着城乡生活条件、收入水平大幅度提升，新生劳动力追求高学历的愿望越来越强烈，获得更大教育收益的需求越来越迫切。
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到改革开放前是以初等教育为主，从改革开放初期到世纪之交是以中等教育为主，进入新世纪后高等教育大发展，2020年我国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已达到13.8年，相当于大学二年级。从世界职业教育发展趋势来看，一些发达国家中等职业教育逐步萎缩，比如，德国中职学生比例从2001年的68.8%下降到46.79%，英国从63.6%下降到40.09%，与此同时，中等职业教育层级上延，升学比例不断提高，比如，德国有34.41%的中职学生进入大学继续学习；日本高中职业科毕业生的升学率接近一半。
从我国最近10年统计数据来看，职业教育规模也呈现中职小、高职大的现象：2010年中职招生数量占高中教育阶段学生总数的48%，2020年该比例为42%，下降了6个百分点；与此同时，2010年高职招生数量占高等教育阶段的47%，2020年该比例为54%，上升了7个百分点。这同发达国家的发展趋势相符。但遗憾的是职业本科教育发展缓慢（职业本科学校数仅占高等学校的1.2%，学生数不到高等教育的1%），相应的职业教育考试招生改革也没有跟上，导致高层次职业教育供给缺口巨大，中职学生发展空间被大幅压缩。
在人才规格定位方面
随着高等教育的发展和产业对人才需求的上移，中专和技校的培养定位发生了交叉，都定位为培养“高素质劳动者”，中职和高职的培养定位也发生了交叉，都统称为“技术技能人才”，导致各级各类职业学校培养同质化、与市场脱节。
在计划经济时代，社会分工清晰，我国确立了职业学校教育和职业培训泾渭分明的工作格局，前者主要由教育系统实施，后者主要由人社系统实施。
新的发展阶段，需要按照人才结构重新定位职业学校的人才培养规格，即中职培养规格要宽，为高职教育输送合格生源，专科培养规格要专，主要培养有一技之长的技术员，本科的培养规格要综，主要培养综合素质强、能解决复杂问题的现场工程师。
六是没有形成社会多元举办职业教育的格局，对区域经济的贡献力不够。
职业教育是与经济社会发展关系最为紧密的，承担着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培养技术技能人才的重要责任，具有很强的外在性，这就决定了职业教育必须由单一转为多元主体办学发展格局，发挥政、行、企、校等利益相关方的重要作用，合力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
但是由于各办学主体利益诉求不同，造成了行业企业参与举办职业教育不深，对接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精准度不够的问题。长期以来，我国职业教育办学多以政府举办为主，虽然能够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对技术技能人才的基本需要，但是办学主体单一，职业教育发展活力不足。
上世纪末，我国一直致力于打破由政府举办职业学校的单一办学体制，出台《民办教育促进法》，引导各行各业广泛参与教育，不少企业和各界人士有兴办职业教育的意愿，也有办好职业教育的能力和优势。但是数据显示，我国政府在职业教育投入的占比越来越高，从2008年至2016年，政府投入占比由55%上升至76.29%，而社会投入占比一直在低水平徘徊，甚至不升反降，从1.58%降至1.07%。数据背后反映出的是社会力量对参与举办职业教育的顾虑，担心政策不稳、投入过大，社会力量办学“一管就死、不管就乱”的怪圈未破，追求“合理回报”办学利益诉求成为“镜中花，水中月”。
